图 | 巴黎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，编辑整理 | 他者others
瑞士摄影师Claudia Andujar今年已经89岁了，但仍然没有停下工作。在过去50年间，她一直专注于拍摄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亚诺玛米人（Yanomami），他们大约有3.3万人散居在19.2万平方公里的雨林中，直到20世纪初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但从那以后就经历着疾病、雨林砍伐和气候危机的威胁，如今在雅伊尔·博尔索纳罗治下的巴西威胁更甚，他强烈反对保护原住民土地，就在不久前还公开说：“毫无疑问，印第安人是在改变，变得越来越像人了。”在亚诺玛米人之间，Andujar找到了友谊、长达一生的拍摄和研究对象，以及自己的归属感。她1931年出生于瑞士，曾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境小镇奥拉迪亚生活，1944年德军占领此地时母亲带她逃到瑞士，但她父亲和所有犹太家族都在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中被害。Andujar说，这段经历让她觉得自己和亚诺玛米人更加亲近：“我想帮助他们活过我的家人没有活过来的困境，一些作品里也带有童年的伤痛。”
战争结束后，Andujar先在纽约生活了一段时间，随后在1955年搬往巴西圣保罗。“我意识到自己在寻找生命中的缺失。尽管从来没有强求要和亚诺玛米人结下感情，但这种追寻让我走进他们。” 1971年，Andujar受巴西杂志《Realidade》委约，首次深入亚马孙雨林，很快就受到这片土地和许多部族的吸引。辞去工作后，她选择再次拜访亚诺玛米人，最长一次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多。在那里，摄影师感受到了家一样的归属感。1976年，回到圣保罗的Andujar听说雨林中的印第安人之间正在蔓延麻疹瘟疫，她力图再次回去：“我听说一村人一村人地消失，好多我认识的人都死了。” 泛亚马逊公路的建成让白人把疾病带到了这里。Davi Kopenawa是亚诺玛米活动家和雨林中最重要的萨满之一，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。1977年他第一次遇到Andujar：“一个白人女人来找我们实在是太奇特了，尤其是她还不是传教士。Claudia花时间了解我们，和我们一起睡在shabono里。”他指的是亚诺玛米人传统的圆形大屋，他们都群居其中。
雨林中的亚诺玛米传统圆形大屋
“你来拜访我们，我告诉你许多故事，现在，把它们都分享给你们国家的人吧，让他们看看这些雨林和雨林里的人，让他们听到动物的呼唤和性灵的歌唱。让他们得以说：‘天啊！雨林真美。希望亚诺玛米人能继续生活在那里，保护雨林不被侵害！’满含情感地告诉那些想要侵犯我们的人：‘我们知道亚诺玛米人，曾睡在他们屋子里，吃过他们的饭，他们是朋友，我们希望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生活在雨林中。’这是我们允许你拍照、告诉你故事的原因。” Kopenawa曾这样对Andujar说。Kopenawa也认为Andujar的童年经历让她和亚诺玛米人离得更近：“世界各地的人们向彼此开战，Claudia也因此饱受折磨。但这也给了她拍摄亚诺玛米人所需要的经验和感知。”Claudia Andujar（左）和大萨满Davi Kopenawa大萨满的另一位好朋友、法国人类学家Bruce Albert1970年代也在那里做田野考察，他记得Andujar开着一辆黑色大众甲壳虫抵达的场景，“我正在自己的吊床上睡觉，隐约听到引擎声，我在巴黎时开白色甲壳虫，声音完全一样。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致幻了，爬起来看到Claudia在汽车头灯下的影子。甲壳虫停在土路上。那画面就像是她拍的照片一样。我听原住民说过她的名字，但从没见过，现在，她就像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那样抵达了。”Albert、Andujar和传教士Carlo Zacquini一起成立了 Comissão Pró-Yanomami 组织(CCPY)，为亚诺玛米人声讨权益。通过CCPY，圣保罗的医生也为亚诺玛米人提供了医疗援助。传统上，亚诺玛米人并不会取名字，按照彼此的亲友关系称呼对方。但为了建立医疗档案，医生必须知道谁是谁，就这样每个亚诺玛米人都被标上了数字，写在一块小木板上、挂在脖子上。Andujar拍了照片，亚诺玛米人脖子上的木板已经标记到几百号。这是他们最脆弱的一面——面对外来者带来的致命疾病，无能为力。老老少少挂着标号看着Andujar的镜头，这画面很难不让人想到大屠杀时的犹太人。和亚诺玛米人一同经历苦难、也浸润在他们的文化中后，Andujar发现用常规纪实的拍摄方式无法展现他们更深刻的世界观。她开始采用新的手段——双重曝光、长时曝光、滤色镜，甚至在镜头上涂上凡士林追求效果。这些作品显得更加奇妙，但更接近真相，也就是亚诺玛米人眼中的世界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经历。在亚诺玛米人的宇宙观中，萨满仪式是关键，他们相信在这些仪式中，性灵xapiri会带着耀眼的白色光芒从雨林中现身。Andujar每次拍摄狂喜中的萨满时都会刻意抖动相机。有一张照片里，一位女萨满的脸就被烟雾般的白色光芒笼罩，另一张照片，一位赤裸但画满身体纹样的男人睡在地上，旁边是一团来历不明的火光闪耀着。这一时期Andujar拍的许多照片都呈现出一种迷幻、耀眼的氛围，在大萨满和摄影师眼中，这才是真正的更趋于内在的现实。
光的呈现在亚诺玛米人的仪式中极为重要，Andujar也用各种手法体现它的神秘
“Claudia来到巴西，经过圣保罗、巴西利亚、保艾佩蓝卡，最终进入亚诺玛米人的土地。”Kopenawa说，“她想着她的项目，要做些什么。她穿上亚马诺玛迷人的服饰，和我们交朋友，她不是亚诺玛米人，但她是真朋友。她拍摄婴儿出生、女人、孩子。她也教我如何战斗，保卫族人、土地、语言、传统、节庆、舞蹈、歌谣和萨满信仰。她像母亲一样向我解释了许多事。她给了我战斗的弓箭，它们并不是杀白人的武器，而是用于捍卫亚诺玛米人的权利。她拍摄的许多亚诺玛米人已经死了，但这些照片真正展现了我们是谁。我的族人就在照片之中，尽管你从未拜访过我们的土地，但今天，他们就在你面前。让你我，你们的子女、年轻人、孩子们都知道我们亚诺玛米人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已经很久很久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”在这些照片里完全看不出这是被美国著名人类学家Napoleon Chagnon称为充满暴力的部落。他在1968年到亚诺玛米人的家园做田野考察时得出的结论是“永远都在战争状态” 。Kopenawa拒绝承认这样一刀切的论断。
Andujar和亚诺玛米人在一起时从未觉得害怕，反而觉得跟他们很亲。她和亚诺玛米人之间有一种强大的互动力量。“我不自觉地被原住民、他们和土地间的关系还有人类最原初的纠结吸引，被这些主题深深打动，这是直觉所致。我在寻找亚诺玛米人的出路，也在寻找自己。”但Andujar并不意在让自己的摄影作品成为政治工具，半个世纪的拍摄“不会影响博尔索纳罗的态度，只是希望人们看到这些照片时，能感受到和这些片中人物的连接——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，理解这些人饱受的折磨如同理解自己受到的折磨”。
除了摄影作品外，声音视觉装置Genocide of the Yanomami: Death of Brazil 1989-2018（亚诺玛米大屠杀：巴西的死亡1989-2019）用Andujar过去拍的照片加上灯光和滤镜再次成像，展现了一个和谐的世界如何被工业发展打碎的过程，由研究原住民音乐二十余年的巴西作曲家、歌手、音乐人Marlui Miranda作曲，结合亚诺玛米人的唱诵以及实验音乐，多种艺术手段结合与再创造，直逼亚诺玛米人最真实的境遇。巴黎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展出了Andujar半个世纪以来拍摄的亚诺玛米人和装置艺术作品，这是她自己从几千张照片中选出来的，不同时间的不同拍摄手法和侧重点也清晰可见。